　　小编过去看古装影视剧每次听到“大理寺办案”、“（狄仁杰）前往大理寺报到任职”的台词时都会“虽不明，但觉厉”：古代国家最高行政法院居然是设在大理一个和尚念经的地方，那大理寺卿岂不是方丈了？于是大理寺在小编心里就成为了神秘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。后来得知真相的小编才发觉自己读书读得太少了……

　　大理寺是中国古代掌管刑狱的中央审判机关。大理是中国古老的官名，大理之意：古谓掌刑曰士，又曰理。汉景帝加大字，取天官贵人之牢曰大理之义。寺，《说文》云“廷也”，即指宫廷的侍卫人员，以后寺人的官署亦即称之为“寺”，如“大理寺”、“太常寺”等。因此，“寺”原来并非专指佛寺，而是一般官署、官府的通称。大理寺是中央的审判机关,　梵语中，“寺”叫“僧伽蓝”，意思是“僧众所住的园林”。隋唐以后，寺作为官署越来越少，而逐步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用名词。置大理寺的最初目的，是因为地方官员的司法权力过大，可自行勾决死刑犯人，造成不少冤假错案。为了使刑狱汇总，始置大理寺，作为复审机关。

　　如果要按现代的公检法司系统类比，大理寺差不多相当于最高法院。但它只是最高法院的一部分。例如唐朝的司法系统分成三块，大理寺、刑部和御史台。大理寺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、京师徒刑（强制服劳役）以上案件以及州县呈报的疑难案件，经过审定后送交刑部复核，再申报中书门下，大案及死刑要奏请皇帝批准；刑部负责复核大理寺审定的流刑以下罪及州县判处的徒刑以上罪，死刑不论在京在外，都要由刑部复奏，请示皇帝批准，再由大理寺复审判决；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事务。有大案要案，大理寺、刑部和御史台要派人联合审案，叫做“三司推事”，后来它又有了一个更通俗的名字，叫 “三司会审”。

　　历史沿革

　　西周时期的司寇。周天子是最高裁判者。中央设大司寇，负责实施法律法令，辅佐周王行使司法权。大司寇下设小司寇，辅佐大司寇审理具体案件。大、小司寇下设专门的司法属吏。此外，基层设有士师、乡士、遂士等负责处理具体司法事宜。秦汉时期以廷尉为最高司法之官，汉景帝、汉哀帝、东汉末汉献帝曾将廷尉改作大理，后又改回。

　　大理寺是北齐时正式设立的。置判寺一人，又加少卿一人，其掌职是审核刑狱案件，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构，南朝梁武帝第四次改为大理，均仍复旧。

　　隋唐时沿用此制，从隋朝开始大理寺，刑部，御史台是皇帝之下三大司法机构。唐朝时大理寺职权：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，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；凡属徒流案件的判决，须送刑部复核；死刑案件须奏请皇帝批准；同时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。

　　宋分左右寺，左寺复审各地方的奏劾和疑狱大罪，右寺审理京师百官的刑狱。宋朝时大理寺职权：北宋前期降为慎刑机关，负责地方上奏案件，内部无刑狱设施，不管犯人的审讯事宜；神宗时始设大理寺狱掌管京师诸司刑事案件的审判。

　　明朝大理寺职权：掌复核拨正，发现有“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”，驳回刑部改判。并再行复核，如此三改不当者，奏请皇帝裁决。清朝承明制，大理寺主要职责复核死刑案件，平反冤狱，同时参加秋审，热审等会审，如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误，可提出封驳。

　　明清以前，大理寺权较重；明清以后，大理寺虽仍为“三法司”之一，但主要权力逐渐转向刑部。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六月，大理寺丞周志清提升为卿，又说“大理之卿，即古之廷尉，历代任斯职者，独汉称张释之、于定国，唐称戴胄。”明、清由大理寺、刑部、都察院会审，称三法司。决狱之权三在刑部，但大理寺不同意时，可上奏圣裁。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一度并入刑部，旋复旧。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改为大理院。明清时期各中央司法机构的职能与隋唐时期相反，刑部负责审判，大理寺负责复核。大理寺于清朝改称为大理院，起名沿用至民国。民国中期，易名为最高法院，而大理院目前是泰国最高法院的名称。

　　人员设立

　　从隋朝起，大理寺的寺官各朝常设的都有：

　　大理寺卿：全国三大司法长官之一，正三品。掌握全国刑狱的最高长官。

　　大理少卿：是大理寺卿的副职，为大理寺的二把手。隋初为正四品上，炀帝时改为从三品。唐时为从四品上。北宋初为四品寄禄官，神宗元丰改制后设为正六品。明初为从五品，洪武二十二年升为正四品。清初满员大理少卿为三品，汉员为四品，后并定为正四品。

　　大理寺丞：分管大理寺的各项事务。唐时规定，寺丞分管中央各部门有地方各州的司法案件的复审。每位寺丞复审完毕的案件，要会同其他五位寺丞一同署名（画押）才具有法律效力。其他寺丞若有不同意见，也要在画押时写明。北齐时为七品，隋时为正七品下。唐时为从六品上。北宋初为寄禄官，元丰改制后为正八品职事官。明初为正六品，洪武二十二年升为正五品。清初满员正四品、汉员正六品，顺治十六年并定为正六品。

　　寺正：有时也称大理正。是大理寺下直接审理案件的官员，是审案官中品级最高的一种，掌审理具体案件或出使到地方复审案件。唐时还规定，若五品以上官、爵之人犯罪应处斩时，由大理寺正担任监斩官。北齐时为六品。隋时为正六品下。唐时为从五品下。宋时为从七品。明、清时为正六品。

　　一般常见的寺官还有：

　　评事：清之前职责与寺正相同，均为司法官，清时只掌管本寺的章奏事务。隋时始置，为正九品。唐时为从八品下。宋元丰改制后为正八品。明朝升为正七品。清初为正四品，顺治十六年改为正七品，康熙六年升为正五品，九年复降为正七品。

　　主簿：掌本寺的印章、抄目、文书、簿籍及案件档案的建立等。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兼总务。

　　录事：与主簿相类似的职责，品级比主簿低。

　　司直：掌奉命出使到地方复审疑难案件。若本寺的疑难案件，则可参与评议。

　　狱掾（狱丞、司狱)：即大理寺的监狱长。

　　司务：明、清时置，从九品。掌本寺文件的出纳。

　　制度改革

　　宋神宗法直官二人，以幕府、州县官充，改京官则为检法官。

　　卿掌折狱、详刑、鞫谳之事。同职务分左右：天下奏劾命官、将校及大辟囚以下以疑请谳者，隶左断刑，则司直、评事详断，丞议之，正审之。若在京百司事当推，或特旨委勘及系官之物应追究者，隶右治狱，则丞专推鞫。盖少卿分领其事，而卿总焉。凡刑狱应审议者，上刑部。被旨推鞫及情犯重者，卿同所隶官请封奏裁。若狱空或断绝，则御史按实以闻。分案十有一，置吏六十有九。

　　先是旧制，大理寺谳天下奏案而不治狱。熙宁五年，增详断官二为十员。七年，置详断习学官十四，详覆习学官六。九年，诏以“京师官寺，凡有狱皆系开封府司录司及左右军巡三院，囚逮猥多，难于隔讯，又暑多瘐死，因缘流滞，动涉岁时。稽参故事，宜属理官，可复置大理狱。”始命崔台符为知卿事，蹇周辅、杨汲为少卿，各举丞及检法官。初，神宗谓国初废大理狱非是，以问孙洙，洙对合旨，至是，命官起寺，十七日而成。元丰二年手诏：“大理寺近举坠典，俾治狱事，推轮规摹，皆以义起，不少宽假，必怀顾忌，稽留弊害，无异前日。宜依推制院及御史台例，不供报纠察司。”三年，诏依旧供报。凡官属依御史台例，谒有禁。又诏纠察司察访本寺断徒以上出入不当者，索案点检。五年，诏毋以大理寺官为试官。六年，又诏：“凡断公案，先上正看详当否，论难改正，签印注日，然后过议司覆议；如有批难，具记改正，长贰更加审定，然后判成录奏。”又刑部言：“应吏部补授大理寺左断刑官，先与刑部、大理寺长贰同议可否，然后注拟。仍取经试得循资以上人充，正阙以丞补，丞阙以评事补。”诏刑部、吏部同著为令。八年，诏大理寺推断事应奏及上尚书省者，更不先申本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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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地位最高的审判机构大理寺，为什么叫寺？

　　大理寺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是十分熟悉的名称。无论是在影视剧中，还是在阅读中，都可轻易见到。尽管如此，却很少有人能说出大理寺的历史及职能，认识仅停留于表面。下面，笔者就带领大家，了解一下历史中的“大理寺”。

　　大理寺，古时的官署名，它的作用类似于如今的最高法院，负责重大案件的审理。以职能性质来说，它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出现，不过当时叫做“廷尉”。北齐时期，该机构称名为“大理寺”，并沿用至今。那么，大理寺为什么叫“寺”?

　　“寺”，廷也。有法度者也。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。“寺”本来就有古代官署名。隋以后沿用，大理之意：“古谓掌刑曰士，又曰理。汉景帝加‘大’字，取天官贵人之牢曰大理之义。”唐时，大理寺所断之案，须报刑部审批。明代时，把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并称为“三法司”;清代时，大理寺改名为大理院，并沿袭至民国时期。

　　回顾近代史，大理寺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为当时最高的审判机构。

　　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看重大理寺的作用，并且，于洪武十四年，任命李仕鲁为首任大理寺卿，官居正五品，少卿为从五品。担任左右寺丞的官员，则为正六品。洪武二十二年，明朝又对大理寺任职官员进行升阶，大理寺卿由原本的正五品升至正三品，少卿升至正四品，左右寺丞则为正五品。此举背后，恰好说明朱元璋对于大理寺作用的肯定。

　　他曾如此说道：“大理寺卿，就如同古时的廷尉。唯有处心公正，议法平恕，狱以无冤，才能口耳相传，流芳百世。今时，朕命你们担任大理寺职，应该推情定法，务必明允，使刑必当罪，才能不辜负朕的期望。”显然，朱元璋看重大理寺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其属于国家最后一道审判关口，万不可出现冤假错案。

　　对于大理寺来说，公平公正审理办案，这是本职之举。“凡狱讼之事，随官司决劾，本寺不复听讯，但掌断天下奏狱，送审刑院详汔，同署以上于朝。”不过，“推情定法”与“刑必当罪”并不是那么简单做到的。除此之外，“狱以无冤”对于审判官员来说，亦是极大的挑战。由此，朱元璋的选人十分重要，若非能力突出者，是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。

　　《梦余录》记载称：吏部尚书蹇义曾担忧大理寺任职人选。他在向宣宗的上书中称：“凡是担任大理寺职务的人，必然需要能力卓著者，挑选官员时，首先，从堂上官精加考。平庸顽劣之辈不可录用，贪婪苛刻者应当按罪论处，其中，若有徇私枉法之人，应鼓励相互纠错举报，以正法纪。”尽管该上书内容，可有效解决大理寺当时的问题，但是，最终并未落实施行。

　　尤其是在明代中期，大理寺的控制权落入平庸之辈手中，导致冤案错案频出，刑狱不清。这种即属于选人不当，庸官当道，更为严重的是，这类庸官往往对于法律一窍不通，判案审罪全凭主观猜想。许多无辜百姓时常被屈打成招，囚入狱中。其外，论罪不当、重囚称冤者更是数不胜数。当然，并非所有大理寺卿是非不分，期间还是有不少执法严明、公正为民的好官。

　　如：在仁宗时期，当时的大理寺卿为虞谦，吕升为少卿。两人在任职时，认真听取各方意见，凡是法司及四方提交的案件，虞谦都会多次复审，以防出现错案冤案。明代还有一位明辨是非的大理寺卿，名为马森。在任期间，他曾多次碰到存疑案件，选择不予定罪。由于，他的这种执法必严，在百姓心中有着极高的口碑，与刑部尚书郑晓、都御史周廷称为“三平”。

　　综合来看，大理寺能否做到公平公正，完成太祖朱元璋的嘱托，最主要还是在于领导者。其外，部分外部因素也会影响到大理寺的判罚。如：在万历时期，大理寺就曾受到朝中权臣的干预。当时，王用汲是大理寺少卿，在任期间，恰好遇到胡槚、龙宗武杀吴仕期案，法司选择把二人流放，然而，王用汲对于此判罚，存有异议。

　　他觉得：“仕期之死，槚非主使者乎?宗武非听上司主使者乎?”犯了这样的罪行，却仅是流放之罪，这是不尊重法律的表现。而且，按照大明法律，二人依罪当斩，妻子为奴，财产充公。神宗觉得王用汲说的很有道理，正欲采纳，却受到阁臣申时行的打断。申时行觉得仕期自毙、宜减等，最终，还是按照流放之罪处置。

　　可见，当时的刚正官员是无法做到公平公正的。

　　这里，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“三法司”之一的大理寺，在明代中期后，逐渐失势，执法权利则逐渐被另外两司瓜分，平日职能仅剩核阅案卷罢了。清光绪二十四年，大理寺一度并入刑部，旋复旧。清光绪三十二年，改为大理院。

　　参考资料：

　　【《大理寺》、《梦余录》、《明史·刑法志》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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